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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在那个情况下出手，不过这笔拍卖的钱，我一分都不会付！”

2009年2月25日，法国巴黎大皇宫，座无虚席，一场拍卖会正在进行。

被拍卖的是圆明园的鼠首与兔首。

佳士得拍卖公司一年前就开始造势，消息一放出，我国相关部门及众多爱国人士就多次表达不满与愤怒，且发表官方声明，要求返还兽首。

但佳士得公司依旧照常召开了拍卖会。所有人都明白：圆明园兽首对于中国而言，不仅是文物，更是一段屈辱史。许多拍卖公司，正是利用了中国人的爱国与痛点，不断哄抬价格，以求赚取利润。

在此之前，赌王何鸿燊曾以6910万港币买下马首，捐献给了国家。

果然，这一次，他们又“成功”了——蔡铭超用2.7亿人民币，拍下了鼠首与兔首。

正当佳士得公司窃喜时，蔡铭超却公然召开发布会，拒绝支付货款。蔡铭超搅了局，两尊兽首的卖方法国皮诺家族与中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谈判。

得益于如今强盛的国力、庞大的中国市场，他们没有起诉蔡铭超，且将两尊兽首捐赠给了中国。

到此，鼠首与兔首终于回国。但并不是所有的文物，都能一样幸运地重归故里，仍有许多依旧散落在世界各地……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流失在海外的文物，总计约1700万件。

这大概是我国故宫博物院现藏文物总量的9倍。

这些横跨夏至清14个朝代的文物，飘落在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126家博物馆内。其中，国家一级、二级文物数量高达100余万件，甚至还有许多孤品。文物种类涉及青铜器、陶瓷、书画等12种。

《女史箴图》《丧乱帖》《昭陵二骏》……这些数不胜数的宝贝，我国历朝历代智慧的结晶，究竟是怎么丢失的？

2022年，大英博物馆展出了一幅中国古画。

这幅画曾是乾隆皇帝的心头好，他在上面盖了37个章来点赞，还亲自画了一朵兰花，并提了“彤管芳”三个大字，寓意绘画将“流芳百世”。如今这幅画已经1500多岁，为了更久地保存，大英博物馆每年只展出三次。

这是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绢本摹本。它之所以出现在大英博物馆，要从圆明园的那场劫难说起。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圆明园，将大水法的断壁残垣留在了北京的西郊，却带走无数珍奇异宝。

这幅《女史箴图》是英军上尉盗走的。说来也可笑，上尉看上的其实并不是这幅画，而是画上的玉扣。

1903年，上尉拿着玉扣去大英博物馆估价，博物馆管理员意识到了画作的珍贵，以25英镑的价格购得此画。

自此，经历战火的《女史箴图》在大英博物馆安了家。

与《女史箴图》一起漂泊海外的，还有许多珍贵文物。

大英博物馆的另一个珍宝商双羊尊是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的。

这是目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两件双羊尊之一。

当然，不只是圆明园，每一个能被抢夺的地方，在战争中都在劫难逃。

在此后到新中国成立的日子里，每一次战争，都带着文物的流失。

日军侵华期间，在北京，故宫尚未来得及转移的古董铁炮、古籍以及各种珍贵文物被洗劫一空；在南京，460000多件字画古籍被洗劫；在上海，14000多件古物、字画、古籍被劫走……

那些如今我们在国外看到的文物，很多件背后都有惨不忍睹的血泪史。

文物在战乱中被迫背井离乡，穿越过历史的场合，它们依旧在呜咽，在等待归家。

1907年6月的一个夜晚，骆队在甘肃敦煌沙漠中匆匆赶路。

这些骆驼驮着的是29箱来自莫高窟的文物,它们将从这里，被送往英国。

这一切，与一个道士有关。他唤醒了敦煌莫高窟里的宝藏，又将文物一一流失。

王圆箓，出生在道光年间，为了混口饭吃，做了道士。出家后，他向西云游，偶然的机会，来到了敦煌莫高窟。

此时的莫高窟虽一片荒凉，却十分清静。漂泊半生的王道士想要在此度过残年，开始积极整修洞窟。他四处化缘募捐，清理掩埋洞窟的流沙，盖起了三层楼。

楼的底层如今编号为第16洞，王道士便是在这里发现了令世界震惊的藏经洞。

他向当地知县报告了这件事，也送去了一些文物，但当时整个国家摇摇欲坠，没人顾得上王道士与经书。

倒是一位外国人，盯上了莫高窟。

斯坦因，英国的探险家与考古学家，从1900年开始，他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四次来到中亚探险，盗掘与购骗了中国大量的文物。

1906年4月，斯坦因第二次来到中国，此前，他已经在新疆和田盗掘了大量的简牍。这次，他还雇了一个秘书：蒋孝琬。

蒋孝琬，湖南人，他思维敏捷，又能言善辩，同时还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从1983年开始便为各种官员充当师爷，人称“蒋师爷”。斯坦因雇佣他，是为了让他充当翻译，好与各地官民打交道，从而更好地掠夺文物。

蒋孝琬带着斯坦因来到了敦煌的藏经洞，一束束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整整四五万卷。

斯坦因眼睛都亮了。

最终，斯坦因给了王道士200两银子，开始夜以继日挑选要购买的文物，装了29箱，共1.3万件文物，上路了。

这29箱的文物，如今留在了大英博物馆。

斯坦因走后，越来越多的“探险队”来了。

法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敦煌的宝藏，一件件流往国外，以至于谈起敦煌，陈寅恪先生痛心疾首地表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与敦煌莫高窟命运相近的，还有黑水城遗址。

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双子星座”。

传言西夏有一位黑将军曾在这里埋下了大量金银珠宝，引起了无数探险者的兴趣。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也闻讯而来。

黑水城外的佛塔成了科兹洛夫的目标，打开佛台，数千卷佛经、雕像、绘画出现在他眼前，随后，这些文物珍宝随着科兹洛夫来到了圣彼得堡。

如今，它们分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在这里能看到世界上最早雕版印刷的原物。

而这些，本该在中国。

1928年，洛阳一带连日大雨，距离白马寺不远的金村，一处农田突然塌陷。

塌陷处露出来一个大坑，村里的居民都以为天降大坑是不好的征兆，后来却发现坑里是一个被泥水包裹着的编钟。

在地下埋了几千年的编钟，竟然完好无损。好奇的村民将编钟拿了出来敲，竟然“当”一声响了。

村民挖到的是一处古墓群，一连数公里都是大墓。青铜器、玉器，越挖宝物越来越多。

闻讯而来的人也越来越多，镢头、铁锨、洛阳铲……各式各样的工具让这个村落尘土飞扬。

村民们为了快速赚钱，大多将这些文物廉价售出。

消息很快传到了当时在华的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和美国人华尔纳那里。

之后的四年，他们在这里搭起了棚子，利诱乡绅村民，6年里，日夜不休地挖掘，一共发现了8座大墓，挖掘出数以千计的宝物。

然后，装车到洛阳城，再转手出国。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座墓群是东周王陵。

在加拿大、在日本、在英国、在柏林、在美国……如今，世界上收藏有金村文物的博物馆多达数十家。

这一场盗掘，成了中国考古者心中之痛，更是文化之殇。

然而，金村，不过是一帧缩影。

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积贫积弱的国家、民不聊生，无心也无力对文物进行发掘与保护，就更别说监管与研究。

溥仪皇帝“监守自盗”，将6大箱1200多件文物盗运出宫，经变卖、哄抢，绝大多数流失海外。

殷墟甲骨文曾被百姓当作药材贩卖，之后又被西方列强以各种名目大量收购。安阳小屯出土的近20万片甲骨，近3万片如今仍散落在海外12个国家和地区。

20世纪初，昭陵二骏辗转军阀与奸商之间，最终1916年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长用12.5美元购得。

一件又一件国宝，流失于中华民族苦难之时，颠沛流离，故土难归。

但庆幸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在中华民族兴盛之际，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分三次向我国返还了《永乐大典》共计64册，民主德国返还3册，这两批文物的回归，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标志，也开启了中国流失文物回家的新篇章。

2017年，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工作要点”中提出加强中国流失海外文物数据库建设，推动文物追索返还取得新成果。

2018年，漂泊150多年的圆明园虎鎣由境外卖家购买捐献，回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

2019年4月，国家博物馆展出了700多件意大利返还中国文物。这是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中国文物返还，为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做出了表率。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这些越洋遗珍是中华民族屈辱的见证，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鲜明注脚。

文物的聚散回归，都紧紧牵动中华儿女心弦，让文物回家，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

但文物的回归，注定是一个漫长的道路。

一方面，文物流失时间久远，尽管我们知道文物是非法流出，但究竟是何时流出，怎样流出，却难以取证。另一方面，除去不正当手段之外，移民携带、合法买卖、赏赐赠送等正当途径流失的文物，如何归来，更是一个难题。

因此，在思考如何让文物回归的同时，我们同样应该思考，流失海外的文物，如何才能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

因为，流失的文物，无论在哪里展出，它代表的都是中国文化。

他们的文化根源扎根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它们在海外传播着中华文化，推动着中国文化艺术进入世界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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